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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也得益于当时北平的特殊情况。自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，北京改称北平，北洋时代的中央政府机构已不复存在，一个历时五百年的首都已成过去，一切富贵繁华随之烟消云散。不论是衣食住行，吃喝玩乐，无不供过于求，商店店员和各种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态度之好，对顾客之迁就无以复加。另一方面，北京有着极其丰富的文物典籍、名胜古迹，长期的文化积累并没有在短期内消失，文化中心的地位依然保持着，所以不仅有大批一流学者、不少一流学校，而且还有相当优越的治学环境和高雅的文化氛围。这样的条件，对于一个收入中等偏高的文化人来说，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　　吃馆子自然不是指平时上小馆子，而是上大馆子请客。被请的是多数，自己每年也得做东请一两次客。谭其骧他们常去的地方有长安八大春、前门外煤市街山西馆、西四同和居、沙锅居、东安市场森隆、洞明楼、东来顺等，其中的同和居还是他的朋友牟润逊家开的。通常吃鱼翅席是12元一桌，酒水小费合起来近20元。鱼唇席10元一桌，海参席8元一桌，就显得寒碜了，一般很少要。更高级的有东兴楼、丰泽园，就不是他们去的地方了。最高级的是吃谭家菜，那是由广东人谭篆青家姨太太掌勺的，一桌要40元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。一般都不作请客，而是10个人凑起来一起去品尝的。谭家菜的吃法很特别，每次只设一桌，实际要坐11个人，谭篆青照例坐上座，是客，也是唯一不掏钱的。据说这是因为谭氏本来做官，不愿被人说成是靠开餐馆为生。由于一直没有凑满10个人，谭其骧始终没有尝到真正的谭家菜。

　　当时经常演出的须生有马连良、言菊朋、奚啸伯、谭富英等，旦角有程砚秋、荀慧生、尚小云、筱翠花等，是谭其骧常听的；梅兰芳就难得听到了。高庆奎在珠市口演出，路太远，只是偶然去听。他们还常看富连成和中华戏曲学校的戏，经常出场的有李盛藻、刘盛连、叶盛章、叶盛兰、袁世海、王和霖、宋德珠、李世芳、毛世英、王金潞等。最使谭其骧倾倒的是武生杨小楼，他的票价是一元二角，其他名角都是一元。除京剧外，他们也听昆曲班，听得最多的是韩世昌、侯益隆。任何名角能够卖满座的日子很少，言菊朋和昆曲班一般只能卖五六成票。所以戏票不必事先买，往往是吃晚饭时看当天报上登的各戏园的广告，吃完饭赶去，尽管戏已开场，还能买到票，看得到中轴以下的几出好戏。谭其骧单身住在北图宿舍时，燕京的同学进城看戏，经常借宿在他屋里。他结婚后迁居城外，有时夫妻俩进城看戏，也在朋友家过夜。

　　谭其骧还曾与傅惜华、朱家源朱家溍（故宫博物院任职，清史专家，已故）兄弟、陆宗达（颖明，语言学家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已故）等在绒线胡同的国剧社学唱昆曲，由红豆馆主的笛师丌伯维拍曲教唱。通过唱曲，谭其骧又结识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俞平伯、讲师浦江清等人。陆宗达的父亲是邮政局局长，家境富裕，1934年他祖母八十大寿，在家演戏。陆宗达自演《训子》，用的是昆弋社的班底。谭其骧与朱家溍同台演《长生殿》中《闻铃》一场，分别饰唐明皇和陈元礼。这是他首次登台，一出场，向达等就在台下大声叫好，他心里一慌，差一点把帽子掉下。这是他唯一一次化装登台。

　　谭其骧一直钟爱昆曲，1950年代在北京时经常参加京中曲友的“同期”，老君堂俞平伯家是主要的聚会地点。解放初，他在上海唱曲时结识了在中学任教的张允和，并和张允和的丈夫、财经大学教授周有光成为好友。1955年周有光调北京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专门从事文字改革研究，张允和也随调北京，他们家是谭其骧每次进京必到的地方。1956年7月，教育部召开教学大纲审查会议，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和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进京开会。7日晚上，北京曲社在北海公园聚会。先在漪澜堂宴请客人。“八时下海（乘船游于湖上），唱至十时许登岸，又在山坡带身段唱至十一时许而归”（当天日记），是多年未有的盛事。张允和撰写了一篇记述全福班的史料《江湖上一支奇妙船队》，所附一张全福班走江湖的路线图，就是请谭其骧画的草图。1957年回上海工作后，他与章巽、全增嘏夫妇、胡忌等一度请昆曲传字辈的张传芳拍曲，并经常与赵景深等唱曲。直到晚年，谭其骧还常与上海的曲友陈宏亮、甘纹轩等一起唱曲，兴致十足地阅读张允和寄来的北京曲社《曲讯》。

　　北平的旧书铺和书摊很多，谭其骧最经常去的是东安市场内，隔一阵子还上琉璃厂的书铺和宣武门内西单商场的书摊。逛书铺不一定买，常常只是逛而不买，但看看翻翻本身就是一种乐趣，老板和摊主也一概欢迎。限于财力，谭其骧买书只求实用，不讲版本，如《二十四史》不买百衲本，只买竹简斋石印本；《四部丛刊》不买毛边纸线装影印本，只买白报纸缩印本。当了名人和教授就不用自己去买书了，各个书铺都会派跑外的经常送书上门，由你选择，要的就留下。一年三节结算，端午、中秋不一定都付，可以到年底再清账，到时候还可以退还一些不一定要留的。所以教文史的大教授通常都有几万册藏书。到1930年迁居燕京大学东门外北河沿时，尽管谭其骧还不是副教授，也已有两家书铺送书上门了。

　　谭其骧夏天经常逛公园，一是中山公园，简称公园；一是北海公园，简称北海；票价都是五分。逛公园实际是坐茶座，在北海坐五龙亭，公园坐长美轩，偶然才散散步。当时，不同圈子的人一般都有固定的聚会场所，常客的座位也差不多是固定的。来今雨轩是洋派人物光顾的地方，在春明馆聚会的是老先生，所以他一般都不去。谭其骧曾在春明馆见到林损（公铎），因旁无他人，被林拉了坐下聊天，林说话都用文言，满口“之乎者也”，讲几句就夹上一句“谭君以为然否？”蒙文通、钱穆（宾四）、汤锡予（用彤）三人常坐一桌，但谭其骧只与蒙文通相熟，与钱穆相识而不熟，因此也没有上过他们这一桌。坐茶座一般从太阳下山开始，旧友新知，海阔天空，直到深夜甚至一二点钟，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。单吃茶每人只花一角钱，点心大多也只有一角钱一碟。长美轩是川黔有名的菜馆，只花几角钱就可以酒足饭饱。

　　谢兴尧对中山公园的茶座更是情有独钟，早在1936年就写下了这样的话：“凡是到过北平的人，哪一个不深刻的怀念中山公园的茶座呢？尤其久住北平的，差不多都以公园的茶座作他们业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乐园。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：世界是最好的地方，是北平，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，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。”他当时印象最深的公园中间大路两旁的三家茶馆：春明馆、长美轩、柏斯馨，春明馆是比较旧式的，长美轩是新旧参半，柏斯馨则纯粹摩登化的。“这三家中，‘春明馆’与‘柏斯馨’，在地理上和性质上，确乎是两极端，长美轩位于中间，可说是中和派，他的雇主多半是中年人或知识阶级。但柏斯馨的摩登少年，与春明馆的老太爷，同时也可以到这里来坐。”三个茶馆的供应和氛围都各有特色：春明馆摆有围棋和象棋，供应的点心也是古色古香、带有满清气味的茶食，如“山楂红”“豌豆黄”之类。长美轩则维新进化了，好像是清末民初的派头，除了“包子”“面食”外，碟子有“黄瓜子”“黑瓜子”等。柏斯馨则十足洋化，大多数喝的是柠檬水、橘子水、冰淇凌、啤酒，点心是“咖哩饺”“火腿面包”及什么“礼拜六”，还有许多说不上来的洋名字。不消说，春明馆当然是以遗老们为基本队伍，以自命风雅哼诗掉文的旧名士为附庸。他们的年龄起码都是四十岁往外的正气须生了。最特别的象征，便是这个范围里，多半是不穿马褂即穿背心，秃头而戴瓜皮小帽，很少有穿西服或穿皮鞋的。长美轩是绅士和知识阶级的地盘，大半都是中年人，穿洋服、中装的均有，这个茶座可说是文化界的休息所。每天下午四点钟后，便看见许多下了课或下了班的“斯文人”，手里拿着皮包，嘴里含着烟卷，慢慢儿走到他天天坐的地方，来解除他讲书或办事的疲乏。长美轩的常客有画家王梦白、数理大师冯祖荀、前外交使臣廖石夫、速记的发明者汪怡，还有钱玄同、傅斯年等人。（《中山公园的茶座》，1935年5月，载《堪隐斋随笔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）